柴静：崔永元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

柴静：崔永元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

　　有人在节目留言里问我：“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，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？”

　　是，土地拆迁，医疗事故，教育腐败……哪一项都是“人民”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。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？

　　2008年，他离开了新闻，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，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。

　　“不能再等了。”他说，“《论语》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，已经都不对了，再心得一遍，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。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，就是直接听孔子说……世世代代老听心得，进步速度会非常慢。”

　　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，题目叫《我的抗战》，“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，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，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。所以我建议多用‘我的’，少用‘我们的’。”

　　2010年我主持《我的抗战》发布会时，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，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，一百多盘带子。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，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，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。

　　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，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，到处找，“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，日本人。”

　　“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，我也不愿意想，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。我有那个时间，就能多采访一个人，多整理一些材料，这样可能更有功德。我现在想，我2002年为什么得病，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，现在为什么快乐，就是不想那些事，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，这一点可能更重要。”

　　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，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，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，戏谑风头人物，逗逗女同事，拿领导开涮。也就他能修理陈虻，说：“陈主任站起来。”

　　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，头顶冲天辫，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，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，群众起一大哄，小崔伸手压住，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，只有一个中国字是“钱”。

　　小崔正是如日中天，可以“别一根签字笔，揣一颗平常心，走遍大江南北，吃香的喝辣的”，但他公开说，每次录节目，开场前心里焦虑，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。

　　陈虻那个时候是副主任，小崔说：“他审我的片子，很不满意，但他体谅我，知道我生病。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，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，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。他不希望我这样，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。”

　　片子录完，陈虻要签播出单。小崔说：“每次去找他签字，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？我说挺好，然后就走了。其实我很难受。”

　　崔永元说过：“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，或者累死在岗位上，或者彻底不干工作，没中间道路，做不到游刃有余。”

　　崔永元和白岩松是“东方时空”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，刚来评论部的时候，饭桌上同事常聊：“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？”

　　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，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。小崔要离开了，坐在台上，一声不吭，差不多抽完一根烟，底下一百多号人，鸦雀无声。

　　小崔说过：“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，特别傻，看起来很精明，实际上憨厚得不行。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、他审片时那个表情，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。”

　　陈虻葬礼那天特别冷，我去的时候，紧闭的大门外，已经站了一千多人，我第一次见到台里那么多同事，无人召集聚在一起，人人手里拿着白菊花在冷风中等着。

　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，我给他递一瓶水，他拿在手里，没喝，直接把药咽下去了。